■ 受访 | 吴 强
■ 记者 | 张 悦
■ 编辑 | 周怡濛
■ 总编 | 陈小军
中国摄影网“十佳摄影师”的评选，旨在筛选每年最佳摄影作品，鼓励和表彰在艺术摄影创作中取得杰出成就的优秀摄影工作者，激励摄影家的创作热情，推出更多反映新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
2022年度第五届中国摄影网十佳摄影师评选活动，从2022年度在中国摄影网公众平台刊发及自主申报的173名作者191篇专题中，经作者报名确认，作品中按照阅读量、点赞量、有效留言量由高到低排序，并结合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以及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等综合考察，共筛选出64位摄影师进入2022年度中国摄影网十佳摄影师候选名列。
前期经过精选作品展示、邀请公众评选、组织著名摄影家、专家学者组成评审委员会进行终评、公示等环节，最终确定本年度的中国摄影网十佳摄影师和十佳摄影师提名。
为进一步挖掘、展示摄影家的经典作品及创作历程，搭建更多元的展示空间和交流平台。近期，中国摄影网将组织记者、编辑，对获评中国摄影网十佳摄影师进行专访，讲述摄影家作品背后的故事。后续将编辑出版中国摄影网十佳摄影师专辑。
本期推出：没有乡愁的家园记录者——胡同摄影家吴强的专访文章。
——编者按
吴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会员、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会员。1989年到北京东城区新闻中心从事专职摄影工作。
1996年出版《学摄影》，1999年出版《吴强摄影集》。2003年成为新华社签约摄影师。2018年获中国艺术摄影学会“金路奖”。2019年，曾于史家胡同博物馆举办“印象·朝阳门——时光留影·朝阳门南小街”个人摄影展。专题《女摄影师镜头中的背粪工》曾入选第27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长期关注单元，专题《京城居委会》曾入选第28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纪录类长期关注单元，作品曾入选《100位摄影人镜头中的抗疫故事》（雅昌出品，2020），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曾获第三届中国图片大赛典藏银奖（2019）、“徐肖冰杯”纪实摄影奖（2020）、第五届摄影记者国际数码双年展GPU铜牌（2021）。2023年获评中国摄影网十佳摄影师。
中国摄影网记者张悦（以下简称“张悦”）：首先祝贺您凭借“京城居委会”系列专题荣获本届十佳摄影师的第一名，这组作品还入选过“徐肖冰杯”中国纪实摄影大展及第28届国展长期关注类单元，当初是什么机缘开始拍摄社区居委会这一专题的呢？
中国摄影网十佳摄影师吴强（以下简称“吴强”）：1982年国庆前夕，我骑着自行车在东城，拿着我的第一个胶卷相机拍照，拍了我的第一张居委会的照片，两个老太太回头，这应该是我的第一张代表作。当时看见两个老太太在那执勤，就跟他们聊会儿天，准备拍她们的正面，这时正好一个男青年从那走过，她们俩的目光就立刻警觉地追着男青年。
1982年的时候，北京还没有什么外来人口，对于小胡同里边的人，这两个居委会工作人员应该了如指掌，肯定觉得是一陌生人来了。这张照片就是表现那个年代人们对陌生人的那种感觉，现在外地人来的多了多少？院子里头胡同里边住的都是外地人，现在不会有这种心态。82年那会只有走街串巷拍摄的时候，才能拍到居委会站岗，当到了89年，我被调到东城区新闻中心以后，负责东城区10个街道的拍摄工作，每个街道底下都有七八个居委会，那时候10个街道的主要活动都在居委会里面。
居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也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它在城市居民社区建设和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时我们整个东城区新闻中心就我一个人负责摄影，工作任务特别重，要拍中央领导、市领导到东城区的所有活动，还要关注底下的街道和商业等等，但是我会把居委会这专题的单留出来。82年那时候居委会都是没什么文化的老大妈，随着时代进步和发展，居委会在职能和人员结构上也在发生着变化，现在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富有活力，学历也已经达到大专以上了。
《京城居委会》
1982年，北京普渡寺胡同，
两位执勤的居委会积极分子注视着陌生男子。
（胶片拍摄）
张悦：“京城居委会”“胡同女性”“京城背粪工”“朝阳门南小街”等都是您的大专题“光影四九城”中的小专题，四九城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吗？
吴强：四九城是指皇城的四个城门、内城的九个城门的总代称。皇城四门分别是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而内城的九门分别是正阳门（前门）、崇文门、宣武门、朝阳门、阜成门、东直门、西直门、安定门、德胜门。为什么标题叫“光影四九城”？就是指二环以里城中心的拍摄。
我出生在四九城里东城区的香饵胡同，从小学到初中都在这上学，后来我被分配在王府井大街西侧的菜场胡同的北京双叶毛衣衬衫厂工作。到了六十年代末，好多知青上山下乡，因为家里三个孩子两个都是知青，所以我们家就可以留一个孩子，我就留下了。我是做成品的，做衬衫织毛衣一下干了十好几年。然后我出嫁，先生住在景山街道东板桥胡同，在皇城根内，你看我出嫁也没离开胡同。
再后来复课闹革命，我又自学了初中、高中，考上了中国记协职工新闻学院，在那儿学习了三年，毕业后被调到东城区新闻中心，东城区新闻中心属于东城区委区政府，我们都属于区委的宣传部门。东城区委区政府在哪？在四九城的钱粮胡同里，然后我一直干到退休，所以说我从出生到上学，到两次调工作都没离开四九城里边的胡同，严格讲就是情缘，所有的感情都在这里头，所有成长的足迹都在这里头，所以我的拍摄内容肯定在这里边。
因为我拍了很多年了，又拍了那么多，所以退休以后就想整理这些图片，我就想了一个大标题，就是“光影四九城”，里边又分了无数个小专题，现在还在出，目前已经出了150多个了，用来反映四九城里边北京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这四九城里的老百姓，可以说就是二环里边的这点事。
《京城居委会》
2002年，朝阳门南小街拓宽马路，
居委会办公地点得挪地方，
居委会负责人将居委会的牌子摘下迁往新址。
（胶片拍摄）
张悦：您的作品大多坚持记录北京的变迁，围绕中轴线及周边专题的选择，基本围绕自己的生活轨迹展开。除此之外，还有怎样的创作习惯？
吴强：创作习惯这个问题就还是跟我的生活轨迹联系起来，我就是普通的一个老百姓，需要早上去锻炼身体，得去买菜，得去做饭，需要去读书，北京百姓的正常生活的轨迹就是我的生活轨迹，那么拍摄他们的轨迹，生活的场景、内容，就是我拍摄的习惯。
作为一个在北京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对京城老百姓的生活轨迹非常之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对长辈的孝敬，对儿女的关爱，对隔代人的付出，你看我把我小外孙子养大，养到初中，我那小外孙子也在胡同上课，现在在北京二中上高中，今年上高三了，学习特别紧张。在这座城市里，在我们生活中，作为一个女人，是姥姥，是妻子，是母亲，这些都是我的生活，我就去表现这些，这就是我拍摄的习惯。
从其他方面来说，比如具体的器材，喜欢使用的什么东西，肯定不希望轻易改变，再昂贵的器材搁在你这儿，不也得适应一段，是吧？然后我习惯一个人出去，不愿意好多人一块儿，因为自己创作过程当中会留意拍摄对象，你要跟人家一聊天，一说话，就可能错过那个瞬间，我不会去跟着一大堆人去拍摄四九城。拍摄过程中我也不喜欢换镜头，就是用一个镜头从头到尾进行抓拍。
在四九城里晃悠，我会去骑电动车，骑自行车，坐公交车，我肯定不会开汽车，这样方便拍摄。刚才我说到作为女人的身份该做的我都做了，在创作上我喜欢自己独立去思考去创作去创新。
张悦：“京城居委会”的拍摄长达40年，在这样大的时间跨度中有过怎样的心理上的、创作上的变化？
吴强：我第一幅居委会的照片在拍摄时心里是没有这个主题的，自己的思想、文化，还有认知没达到那个高度，是随着对摄影不断学习，不断深入，才逐渐确立了“京城居委会”这个专题。心理上确定这个专题以后就不停往里头补作品。疫情当中我都已经退休了，还在跟居委会联系，怎么能够拍摄疫情当中居委会这些主任们所付出的努力。
拍摄手法上是从新闻的拍摄手法转换到人文纪实的手法上，原来的拍摄是为了宣传，主要是摆拍，当进入到人文纪实时候，摆脱了那种宣传的味道，更多是表现自我的感觉，一切事物都是在自然当中流露的，去抓拍它。
《京城居委会》
2005年春节前，
东直门街道新中街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与东城区民政局干部一道，
慰问管区内的贫困家庭。
张悦：您的作品锚定在人文纪实，您不太提倡摆拍，是怎样形成这种观念的？
吴强：居委会的工作主要是配合街道，街道配合区政府，区政府配合市领导，市里边配合中央，所以那个时候拍摄的片子的宣传的味道比较浓。在我工作期间拍摄的，大部分的都是有这种，那么不能够离开一定的主题，画面要好看，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新闻图片的特色。
在工作期间，我还是新华社签约摄影师，是北京日报晚报报业集团的特约摄影师，我要把东城区的东西送到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华社来供稿，所以必须要适应报纸的需要，完成任务。
但是我从工作岗位退休以后，我就从新闻体转到人文纪实，人文纪实不要求你对拍摄的现场人物进行摆布、摆拍，一切都在自然当中，这样的画面才能够是最真实、最生动、最有意义的，强调的是作者内心的感受，只要拍下来就可以，没有任务，没有压力，也不为比赛奖项去拍摄，纯属是自己内心的一种独白。
我意识到中国的新闻体不适合人文纪实拍摄，但拍摄方法真的不容易改变，得有意识克服自己的缺点。
张悦：摄影是一个比较个人化的事情，您的摄影有受别人的影响吗？
吴强：20年的新闻工作给我奠定了一个基础，就是与人打交道，喜欢拍人，而人文纪实跟新闻纪实是两回事儿，人文纪实能够形成专题，除了与人打交道，国内的国际的这些大师们的东西，不管是展览还是他们的作品我肯定会非常认真去琢磨。
再说专题，黑明的《走过青春》这个专题当时对我影响挺大，他能够找出这个专题来拍摄，而且是对社会对命运的一种反映，正好又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事，像我姐姐、弟弟都是知青，所以我感受特别深刻。
我记得应该是1980年代或者1990年代的时候，是某个展览，还是他到我们东城区来拍摄什么的，我们曾经聊过天，他说你就应该关注别人所观察不到的内容。当时聊完以后，我脑子里过的就是这组居委会，但后来没有再更多的接触了，后来我就看他又不停出专题，《公民记忆》等，但都是通过书、杂志看到的。
1989年我到了新闻中心，这时候王文澜、解海龙的专题都出来了，再加上1990年代初，《中国摄影》杂志刊登过我们居委会几幅照片，我拍居委会的专题就慢慢地萌芽了，再加上跟黑明那次的聊天，虽然我没说什么，但是我脑子里想的居委会，我可以把它关注起来。
跟那几个老师都是一样，都是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出来的翁乃强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翁老师有好多作品都非常自然，他留下很多老北京的现状，比如说老北京70年代的时候什么样，60年代什么样，但是他没有自己的专题。
《京城居委会》
1997年，和平里街道安德里居委会有了自己的公用面包车。
那时居委会有汽车的不多见。
（胶片拍摄）
张悦：同类题材中，您作品的独特之处是什么？比如尚君义拍过《胡同里的日常》、 贾勇拍的《前门》。
吴强：拍老北京的，能够坚持拍，拍的不错的有几个人，这些人也都算比较熟悉，但是我们具体的拍摄内容和手法还是不太一样。
二环以里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代的，城市改造、北京气候等我这里边全有，我拍摄的题材比较广，内容也广。贾勇在前门西大街有一个牌子，叫“贾大爷卤煮火烧”，他拍的前门那一块比较多。拍摄手法上我很喜欢尚君义的，就是不去干扰对方，在生活中去抓拍的方式。尚君义这本画册的出版最大的亮点是在他的语言上，全部用的是京腔京味的语言，假如说您吃了吗？这不是说问您真吃东西了吗？就是说一种问候。
张悦：四九城系列的很多摄影都是老百姓家长里短的一些事情，那么有人提出您的摄影涉及面太广、太随意、拍摄进度太快吗？
吴强：四九城说起来很小，但是真正囊括的内容确实非常多，非常的杂，但是这些都是我日常拍摄的，除了过去工作拍摄的，现在我还在拍，所以它的地域就在这里，有这么个范围。实际上“光影四九城”严格的范围主要是东城区和西城区，以东城区为主，不包括朝阳、海淀区等。
但现在我的部分拍摄也出了框架了，因为北京是个大北京，北京也在不停地往外扩展，越来越大了，而且北京很多活动都不一定在四九城里头，比如我现在要拍的798的国际时装周并不在城里办，在朝阳。
张悦：现在的摄影是比较关注题材，还是关注影像本身？
吴强：这俩是分不开的。影像本身是在拍摄瞬间决定的，题材是你脑子里要长期有的一条线。当我发现某个东西，我会想到它是我需要的题材里头的某个内容，但是在拍摄那瞬间，那种影像的表现，你的站位、拍摄角度或者使用什么光线是瞬间决定。
《京城居委会》
1990年，东四街道举办迎亚运妇女时装表演，
很多居委会主任踊跃参加。
（胶片拍摄）
张悦：你的器材观是怎样的？
吴强：我器材特别的简单，跟玩器材的截然不同，现在就一个套机，索尼的a7r3配24-105mm的头。我最早用的是海鸥双镜头，一次只能拍12张，不太适合扫街，就给妹妹还是姐姐了。1989年到了单位，还用过一段时间理光，没多久就出现了佳能，当时的很多媒体都用佳能，我们单位就买了一个第一批佳能，所有的头几乎都是全的，就是像素特低，而且那个照片的长边才1000多像素。
等我退休以后就换成尼康的相机了，配了一个短头一个长头，但是尼康的金属机器比较重，我退休以后用了相当一段时间，当我随着年龄的增长，也随着自己的专题越来越清晰，拍摄的对象越来越清晰，我就觉得24-105mm足矣了，几乎满足了我在街上扫街的需要。我现在用的索尼全画幅比当时的尼康轻多了。
到了70岁，又觉得索尼这台机器重了，要背那么好几个小时在脖子上会很累，我都在想如果有一个变焦15-150mm那最好，但变焦变特别大了会影响它的质量，还得有翻板，像素得足够，有录像功能最好。
我现在也在与时俱进，拍一些视频，就用手机在拍，编一些小片子，在剪映里边编辑流动的影像。希望有合适的就换一台再小一些一劳永逸的，这样就拿到不能拿为止。
张悦：您也很注意图文结合的叙事方式，您认为文字在摄影作品中的位置和作用是怎样的？
吴强：文字是特别重要的，有的时候一张图片它不用你说，它那个语言都在图片里边，但是信息有限，这就需要新闻体必须要有的5个w，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的记录，应该是要做到的，每一幅图片后边要有文字的叙述。好多摄影人文字这块特别弱，包括起标题都很弱，这么说可能会得罪不少人，但确实是这样。
我认为图与文是互补关系，作为摄影人应该是一手拿相机一手拿笔，有的东西是图片不能表现的，需要你再进一步发挥，自己当时拍摄的内心情感，你的憎与恨，如果要流露表现出来，必须要用文字，不说给自己的作品锦上添花，也需要补充一下，语言很关键，我的文字也不成，我也是弄我自己的专题以后才自己练的，这也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需要训练。
《京城居委会》
1989年，北新桥街道前永康居委会的负责人们，
敲锣打鼓将大红花戴在立功儿子的母亲胸前。
（胶片拍摄）
张悦：您的照片有黑白也有彩色，是根据什么来决定使用黑白和彩色的表现方式？更喜欢黑白，还是彩色去表达，为什么？
吴强：得根据具体的内容。要问我喜欢黑白还是彩色，因为世界是彩色的，拍摄的对象是彩色的，你作为忠实的记录者，它是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我一般还是喜欢自然的色彩，就是应该喜欢彩色的了。
但是黑白也是为了强调影调或者更注重黑灰白的一种表现方法，我也会做一些黑白的，比如说我的“光影四九城”里边做的居委会这一组、北京大爷等，类似这样的专题，我就用的黑白的，我觉得像居委会这组，如果去掉了颜色，它可能有一点怀旧色彩。
再说这个专题我跟踪了40年，早年是用黑白胶片拍的，黑白胶片拍完不能变成彩色的，对吧？只有把后边的彩色变成黑白的，这样它整个的基调是一样的。另外居委会这么一个基层组织，它也不需要多少色彩去渲染。
张悦：职业生涯跟您的摄影观有怎样的联系？
吴强：作为新闻摄影人，是党的喉舌，是宣传工具，那么就应该紧扣时代的脉搏，与党中央的声音保持一致，作品一定是积极向上的。我的摄影作品你能看出来，是积极向上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职业新闻摄影人的最起码的要求，绝对不去弄那些阴暗的反面的或者是消极的，乃至于不美观的东西，这些都是跟曾经职业生涯拍摄是有关系的。有些东西我会拍，比如打架，比如流浪者，我会记录它，但是我不会发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个对社会影响不好，作为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最起码要维护党的形象。我关注社会问题，会体察老百姓，不仅仅关注那些高大上的东西，还要关注生活在各个阶层的人，人们虽然有职业、职务的区分，但是只要靠劳动吃饭，靠血汗赚钱都是值得歌颂的。
除此之外，之前的工作需要我读书看报，需要自己写一点东西，需要图片配文，这是要动笔的，慢慢就养成习惯了。这个工作需要也让我跟部分业余的摄影爱好者在文字上多少还是有区别的。
《京城居委会》
2019年12月28日，
东四二条社区居委会成员与志愿者共同在胡同义务劳动。
张悦：您认为人文纪实摄影最重要的是什么？
吴强：人文纪实影我觉得有八个字最重要，第一重要的是真实自然，不能够去摆弄虚假，要顺其自然地拍摄事物发展过程当中的某一个瞬间，这是态度问题；第二个重要的应该是准确瞬间，准确的瞬间包含了这么多年的经验积累，是技术问题。到了现场进行拍摄，一定要准确抓拍最好的最典型的瞬间。
张悦：您对自己目前这种记录式的摄影满意吗？今后的表现方式会有所改变吗？您摄影的题材目前都是北京市井人文生活，未来会涉及别的地域和内容吗？
吴强：很满意，不会改变，已经形成这么多年的东西，不会轻易改变的。只要拿起相机，总得来说还是过去形成的拍摄习惯。现在年轻人里有非常超前的夸张的手法，还有摄影界里有什么鸽派、鹰派，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成熟的摄影人来讲，是不会轻易改变自己拍摄风格的。
除了北京地域，我没有考虑过拍别的地方，虽然其他地方我也拍了很多，我都走了50多个国家了，走到哪就拍到哪，但是我不会把在国外拍的那些东西作为自己的专题拿出来，那只不过是个旅游的东西，一种记录。
我希望把“光影四九城”做下去，能做到哪算哪，反正跟二环里头有关系的题材，能拍的尽量拍，能做的尽量做，保不齐就能留下点什么，摄影这条路没头，只要能再这条路上走，也不着急，慢慢走，顺其自然，水到渠成。
张悦：想到过自己会成为年度十佳第一名吗？
吴强：我没想到。对于比赛我一般投完就不去刻意想这些事儿，因为我都摄影40多年了，开始的时候肯定希望自己在一个个比赛上入选，因为入北京摄影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有条件的限制，但是作为现在的我来讲，已经过了那个阶段，我现在参加比赛，会关注，会投稿，但投进去以后的结果好像并不是那么重要的特别惦念的事情，不过当我知道了自己入选，知道自己排在第一肯定很高兴，“京城居委会”第一次排列第一。
人已经到古稀，很多事情看得很淡了，只不过在你行进的路上，一直坚守摄影的路上，给了你一个大大的惊喜，一个大大的鼓励，打了一针强心剂！
《京城居委会》
2021年6月5日，在北京前门广和楼，
附近的社区居委会组织居民百姓，
用齐声合唱迎接建党百年。
张悦：有人认为摄影是一种社会责任，还有人认为是取代了跳广场舞、打麻将和钓鱼的一种消遣方式，对您来说呢？
吴强：拔高了说是社会责任，因为确实是对社会的记录，有文献价值，经常有人给我留言说我拍的这些都是正能量的。不能够否认，拍的这些北京的变化和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责任，但是谁给你的责任呢？没有谁非得要逼着你就要反映这反映那，这就是自己养成了一种观察或者是思考的习惯，是40多年养成的生活习惯，在工作岗位20多年，我之前又拍了十几年，退休下来以后还拍，我享受这个过程，享受发现新的题材，享受继续为我的某一个专题又积攒了一幅精彩的画面，享受准确地把它们拍摄下来。
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我现在退休了，那么多老大爷老大妈都拿起相机开始学摄影，我本身就有这个优势，只要我拿起机器来拍摄，肯定会找到我自己独特的拍摄点，我为什么不接着拍嘛！我没有理由要放弃它，而且我本身热爱它，这不就是茶余饭后的一种最高级的奢侈嘛！到了这个年龄，肯定以自己的身体为主。什么事不能强弩，已经到了这个阶段，就顺势而为，今天想去拍摄，觉得身体很好，就去拍摄，继续做“光影四九城”，突然间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那该放下的东西就得放下，我随时做着两手准备。
能够坚持还是由于热爱，老想去拍就是一种欲望，对自己拍摄的题材也总有新的发现。专注去做一件事儿，实际上是长寿的妙招。
张悦：除了摄影，还有什么爱好？
吴强：除了摄影我喜欢跳舞，听着音乐舒展自己的身姿，虽然70岁，但是跳舞会使体态跟一般不跳的不一样。到退休以后，每天早上我都固定用一个小时去学各种舞蹈，像《梁祝》和《万疆》这样的古典舞，还学蒙古舞，反正老师教什么我就学什么，跳一个小时回来就还是图片、摄影这点事。
张悦：平时来往的朋友里边摄影师居多吗？会不会在一起经常讨论摄影？
吴强：对，那是肯定的，我在很多摄影组织里边有很多摄影的朋友，大家聊天肯定都跟摄影有关系。在线上东城有摄影协会的摄影群，西城、朝阳也都有自己的协会和摄影群，还有北京市的摄影群，我还在中国女摄影家协会摄影群……大家经常会发一些国际上的国内的一些摄影相关的内容，我都会看看，特别好的我会把它们收藏。
线下也有相互接触，比如说这次国际摄影周，喜欢拍服装的这些人会发消息说几号过去，你看今天下雨他们也都在的，昨天下雨也都在，因为我并不是主要拍服装，所以我就惦记着不下雨的时候去，我只不过到那去抓拍一些自己需要的东西，我并不会去在那专注跟着去拍舞台上模特穿的时装，我们的拍摄点不一样，但是大家会分享这些信息。
《京城居委会》
2002年12月，每当春节来临时，
皇城根北街居委会的一项重要任务，
就是依据北京市颁布的有关法规，张贴禁放烟花爆竹的宣传广告。
张悦：您也是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会员，那么这个女性身份在摄影上是否有一定的优势或劣势？
吴强：中国女摄影家协会成立于1995年，我就是首批会员，也是首批理事，一直干了四届直到离职，因为年龄的原因，我就退下来了。
女性摄影师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是男性摄影师比不了的。首先是自身的观察能力，女性的观察有非常细腻的视角，因为曾经是母亲、是姥姥，还会更有慈爱的那种心态。原来的北京摄影函授学院成立以后，我是第一批学员，第一批北京摄影函授学院一共有1万多学员，最后评了10个优秀学员，我还是10个优秀学员之一，在那时我的论文就是女性摄影的特点。我那时候就觉得女性有博大的母爱心情，心里有一种爱，有同情心，这是女性的特点。而且女性出去很容易跟别人沟通，比如说我上哪个地方拍摄，人家拦着我不让我进，我会慢慢跟人去沟通，不容易让人引起戒心，你要男同志上去拍摄就容易让人有戒心，女同志容易给人家安全感，然后你容易把事情办成，这些都是女性的优势。
弱势的方面肯定是体力不如男同志，别的我没觉得跟男性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反正我几乎都在城里边转悠，在我熟悉的地方，假如说要外出了，离开北京，那也可能就不是我一个人，会是结帮搭伙一块去为了完成一个什么工作。因为你不是到外地，就拍自己身边这点事，天黑了或什么下大雨了，觉得不能拍了，躲躲就可以回家来了，除了自己在马路上走，要注意交通安全，别的没有什么可以胆怯的，我自己没有涉及到过其他一些问题。
张悦：您是一名体制内的摄影工作者，假如是一名二三十岁的摄影师，离开体制当个自由摄影师，觉得自己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和摄影吗，这是很多年轻人和摄影学生都很想知道的事情。
吴强：不可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和摄影，我需要端住这铁饭碗。现在体制内媒体的这些记者是经过层层考试学习，可能还要名牌大学毕业的，进来以后有固定的工资，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干好，然后利用好时间拍摄更多的自己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现实的问题，要先吃饱了饭。
没有经济基础的话，后边很多问题，比如三四十岁二三十岁的人得成家立业，对吧？按人生的正常轨迹走，如果没有经济基础怎么做这些，我不会丢掉铁饭碗去干自媒体，中国的媒体必须在中国的大环境下，必须是政府的喉咙为主流的前提下，你才能够去发展，赚流量。
短视频这些，我也偶尔摸索着玩，但是我觉得这是我正当职业之外的一种消遣，或者是另外一门技术，但是不会是生活的主业。我是这么理解，我肯定是保守派。
张悦：在摄影上，每天需要付出多少时间？
吴强：跟图片打交道是我生活的主旋律，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和电脑里的图片以及相机里边的瞬间打交道，精神寄托在这里，除了拍照，就是整理图片，要是不这么做了，还难受，几天不出去也会难受的。
《京城居委会》
2021年3月25日，在鼓楼西侧悬挂起西城区房屋管理局的条幅。
北京中轴线申遗进入冲刺阶段，
附近的社区居委会全力配合行动。
张悦：摄影这么多年，摄影给您带来了什么，在精神上、物质上有什么样的回报？
吴强：摄影给我最大的回报就是改变了我自己的命运，改变了我的人生，我要不是学了新闻摄影，就是一普通工人，当时我们普通工人40多岁就全下岗了，工厂倒闭被合并被吞并，回家一个月是600或800工资，但是由于我学了新闻有了文凭，调到了东城区新闻中心，我最起码有个铁饭碗，又干上了我自己喜欢的事，到了晚年退休以后，它使我的精神生活非常充实，非常有成就感。
而且原来在政府两年以上就可以分房，这是最大的物质；其他的靠稿费，我还是媒体的签约记者，新华社给的还挺高的，都是额外收入；参加比赛也会有奖项奖金，这些都是物质上的，但不是我追求的目的，都是顺其而然的事情。
张悦：您认为未来纪实风格的摄影或者说人文纪实会是怎样的？会有什么变化吗？
吴强：AI技术现在冲击摄影市场非常严重，但它主要冲击到风光摄影等，纪实类风格的摄影不受这次AI技术的影响，纪实要求的是真实，图像不能够改动像素。所以纪实摄影将来的风格，我觉得它怎么走也离不开真实和自然，至于内容则永远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
张悦：谢谢！
采 / 访 / 后 / 记
没有乡愁的家园记录者——胡同摄影家吴强
北京是一座文明古都，千百年来韵味独存，四九城是这座古都的核心，吴强便生于斯、学习于斯、工作于斯，一辈子都没怎么离开过四九城，可以说这样的经历既是一种笃定的人生选择，也是一种安稳和幸运的人生际遇。
回顾摄影术的发明，最初似乎就带着乡愁的基因，因为照相记录的是注定逝去的当下时光，在这个时间的跨度中往往也伴随着空间上的迁移，多少摄影师走向远方去寻找诗与梦想，但吴强则没有游子那种自我分裂破碎的感伤，北京就是她在摄影上的精神领地，她一直聚焦在这片领地并工作、生活和创造，是一位没有乡愁的家园记录者，因而她本人的精神总是散发着一股子昂扬之气。在她的作品中，时代之变革是摧枯拉朽的，劳动之人民一直在积极创造，而她本人则随着岁月的沉淀创作的成熟愈加丰盈和自信。
不管是古城旧影，还是城市新颜，她用相机坚持记录了这座亦是梦想之城四十年的一次次蜕变，但摄影这条路没有尽头，她认为“一直做下去，顺其自然，就会水到渠成。”时代会变革，但精神永存！
张悦
2023年9月10日
张 悦
中国摄影网记者，
九零后，中文女，居北京,
发表过数十万字的文艺批评和时政论述。
现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摄影与数字媒体方向就读硕士研究生，
对纪实摄影情有独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