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化工厂（2017年5月） 周国建/摄
早在1973年，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提出了“后工业时代”的概念。他敏锐地指出：传统的工业生产在全社会中的价值正在下降，知识经济日益升为主导。他把人类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周国献的《荆楚工业厂房类型学图录》，或许就是后工业时代的回首凝望，串联起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颇有意味的话题！
2015年，厉以宁根据当年第三季度的国家统计局公报指出，由于第三产业的产值已经超过了GDP的51%，从而认为这是中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标志。至于这三个时代，不同的社会是依据不同的中轴建立起来的。前工业社会以传统主义为轴心，意图是同自然界竞争，土地是资源，地主和军人拥有统治权，从时间上观察，大约是蒸汽机出现之前；工业社会则是以经济增长为轴心，同经过加工的自然界竞争，机器是资源，企业主是社会的统治人物，从时间上考察，大约是20世纪70、80年代电子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之前；后工业社会则以理论知识为中轴，意图是人与人之间知识的竞争，科技精英成为社会的统治人物。
▲ 国营武汉第一棉纺织厂（2011年6月）周国建/摄
▲ 襄樊市棉织厂（2018年11月）周国建/摄
▲ 襄樊市五一棉纺厂（2018年10月）周国建/摄
▲ 浠水县棉织厂（2019年6月）周国建/摄
基于中国的特殊发展历程，厉以宁强调指出，即便是中国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发展第三产业、工业化尚未完成、以及农业大有前途仍然是需要注意的三件事情。恰逢其时的荆楚工业厂房“肖像”，也就从这样一个特殊的角度，给人带来诸多的思考空间。
这些工工整整的厂房“肖像”，让人在第一时间就联想到了当年贝歇夫妇的实践。他们在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考古学“肖像”，正好和贝尔提出“后工业时代”同步。或者说，他们已经站在西方世界即将进入后工业时代的那一瞬间，对工业时代进行了一次意味深长的“凝望”。这对夫妇的工业构成摄影延续了40年的历史，成为一种独立的客观摄影，从而早早地进入了当代摄影的范畴。他们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以其关键词“工业考古学”为建筑摄影创建了完全不同风格的类型学。
▲ 湖北蒲纺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6月）周国建/摄
▲ 襄樊市毛巾厂（2018年10月）周国建/摄
▲ 襄樊市床单厂（2018年10月）周国建/摄
▲ 丹江口3545工厂（2019年9月）周国建/摄
当贝歇夫妇后来的一次采访中被问到：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如此专注于纪实摄影时，他们的回答是：基于历史的纪实摄影的传统。如今看来，当年数千幅作品已经成为一次非凡的成功。在经历了漫长岁月之后，这些作品愈发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具有深沉的力量构成，呈现出逼人的信服力，同时具有独特的品味。尤其是整个系列的作品具有惊人的内在的逻辑力量，从现代直接进入了当代。
这一次，周国献花了三年的时间，以当年贝歇夫妇类似的方式，将武汉和湖北老工业的“肖像”以非常精确的历史文献方式留存下来，为中国工业的历史进程，构成了一份不可多得的精神档案。他以非常自信的中央透视正面构成，加上一定的景深效果，展现出摄影对真实细节的复制能力，然而却区别于人类眼睛观看事物的感受。这样一种极简化的手段，以独特的方法论创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带有尽可能的客观性和中立立场。也许，时间的过程在这些画面中似乎被完全抹去了，思考的空间却大大延伸了。
▲ 丹江口3541工厂（2019年9月）周国建/摄
▲ 武汉织带总厂（2019年3月）周国建/摄
▲ 武汉床单总厂（2018年3月）周国建/摄
▲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2017年6月）周国建/摄
是否可以这样说，周国献以巨大的热情关注历史和当代中国工业的复杂关联，并且以独特的审美方式加以展现，所留下的也许还不仅仅是一份历史的档案，更重要的是一个时代的独特感受和敏感话题。正如他所言：这些逐渐消失的厂房具有一种“悲沧感”！
“悲沧感”的产生，源于精确的视觉力量将其研究深入到那些厂房的“灵魂”深处，融入了社会的、心理的以及历史的叙述范畴。那些具有冷静的判断力和强有力的张力的影像，足以让观众进入自己的世界，想象一个时代退出历史舞台的无限苍凉。这些图像是为历史准备的，然而又瞄准了当下。作品以规范的模式出现，包括审美的规范和观念的继承，置于全球化意义上的工业遗存之间，自然让人唏嘘不已。正如摄影家普林森所言：“风景并非是从一扇窗口所看到的东西，而是和我们所有人的归属有关。”也就是说，周国献不仅仅是提供给我们一些特殊的或者真实的工业全景，让我们成为观众或读者，而是让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自身也是他所观察的这个世界上的演员——一切都无法割裂！这些工业“肖像”时时刻刻让观众注意到摄影家的在场，从而打破照相机和世界之间的距离。对于周国献来说，他所关注的不再是工业自身的问题，而是考虑和我们感知的观念世界的关系。因为摄影和人类的感觉并非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摄影只是延伸了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进程。
▲ 宜都二八八厂（2019年10月）周国建/摄
▲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华光器材厂（2018年11月）周国建/摄
▲ 宜都三八八厂（2019年10月）周国建/摄
▲ 武汉玻璃厂（2018年3月）周国建/摄
所以，我进而想到的是，这些行将消失的工业“肖像”，不仅仅具有难以割舍的“悲沧”，其实更是一种对于“崇高”的纪念。画面中隐藏着一种无法期待的美丽，推翻了我们习惯中对于自然崇高的理念，带给人们对现代风景的全新的警觉。这样一种崇高的审美可以在英国政治家、哲学家和作家爱德蒙德•布克1756年的著作中找到定义，他将崇高和美丽进行了区分：崇高所产生的是一种巨大的情感力量，甚至是恐怖和敬畏。布克相信崇高和美丽的区别主要是情感上的，而非智力上的，因此对于崇高可以这样理解：“不管是任何一种因伤痛或者危险所激发的刺激；也就是说，不管是任何一种恐怖，或者说是令人恐怖的物体，包括某种程度上类似的恐怖的活动，都可能是崇高的源头。因此所产生的最为强烈的情感，属于一种感情的心灵表达空间。”
▲ 沙市橡胶厂（2019年5月）周国建/摄
▲ 荆门炼油厂（2019年10月）周国建/摄
▲ 湖北省黄麦岭磷化工有限公司（2019年6月）周国建/摄
▲ 鄂西化工厂（2018年11月）周国建/摄
▲ 武汉法商康成酒厂（2017年5月）周国建/摄
▲ 武汉市葛店化工厂（2018年3月）周国建/摄
▲ 中国长江航运集团红光港机厂（2019年10月）周国建/摄
▲ 武汉仪表集团公司制冷自控仪表厂（2018年5月）周国建/摄
周国献正是在这样一种令人感到“悲沧”的“崇高”中，找到了净化心灵的源头。这些大尺寸的、戏剧化的、充满智慧的景观，以其卓越的综合分析能力和洞察力，探寻了一个站在后工业时代回眸凝视者的立场上，不断深化了的全球化的命题，让我们停下来思考人类的困境，并且寻找出路。
于是，这样的回首凝望，意义非凡！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于上海）
文/林路 图/周国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