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居委会是社区居民的自治组织。北京市各区的居民委员会普遍成立于1954年，400户左右居民设立1个居委会，设委员5人。居委会最初设治安、卫生、调解和妇女工作委员会。200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规定居委会以“社区”冠名。之后，按照一个社区1500户左右居民，以“单元型、单位型、地缘型”三种类型调整社区居委会。各区政府拨款分批改善社区居委会工作条件，在编人员增至8名，又增加计划生育、外来人口管理、法律咨询等工作内容。
如今，社区居委会的概念包括了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和社区服务站。北京市规定每个社区用房面积增加到350平方米，社区工作人员配备18名，大部分都是本科以上的年轻人，并配备了现代办公设备。
1982年，我刚开始学摄影、在天安门东南池子的普渡寺胡同，发现两位执勤的居委会主任注视着陌生男子，我按下快门，留下了居委会题材中的第一帧黑白照片。或许，就是这张黑白照片，让我和“居委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2年，北京普渡寺胡同，两位执勤的居委会积极分子注视着陌生男子。（胶片拍摄）
▲1988年，交道口街道府学居委会的负责人员，批评清洁工的工作太马虎。（胶片拍摄）
1989年我调入东城区新闻中心任摄影记者，下街道跑居委会成为我的家常便饭，有更多的时间深入社区居委会，和很多主任们都结交成朋友。只要她们有活动就及时通知我，不管是周末还是下班以后，啥时候叫，我都准时到场，为社区居委会留下这些珍贵镜头。
▲1989年，北新桥街道前永康居委会的负责人们，敲锣打鼓将大红花戴在立功儿子的母亲胸前。（胶片拍摄）
▲1990年，东四街道举办迎亚运妇女时装表演，很多居委会主任踊跃参加。（胶片拍摄）
▲1991年，大阮府居委会的办公房间不大，室内挂满了手写的标语口号，这些标语口号将贴在辖区内的大街小巷。（胶片拍摄）
▲1995年，府学居委会门前悬挂着七、八块各种头衔的牌子，居委会的繁杂的工作范围可见一斑。（胶片拍摄）
▲1997年，和平里街道安德里居委会有了自己的公用面包车。那时居委会有汽车的不多见。（胶片拍摄）
▲2002年春节前，打工妹要回家过年，隆福寺社区居委会依当时的法规向她们宣传计划生育。
▲2002年，朝阳门南小街拓宽马路，居委会办公地点得挪地方，居委会负责人将居委会的牌子摘下迁往新址。（胶片拍摄）
▲2002年8月，北新桥街道九道湾社区组织居民开会，传达上级的精神。这是居委会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2002年8月17日，九道湾社区居民直举社区居委会，这是北京市首次直接选举社区自治组织。投票、验票、唱票都是在居民监督下公开进行。
▲2002年12月，每当春节来临时，皇城根北街居委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依据北京市颁布的有关法规，张贴禁放烟花爆竹的宣传广告。
▲2003年1月，和平里街道公开招考面试社区专职工作者，这是北京街道社区工作在新时期的新变化、新举措。
▲2003年“非典”期间，东城区板厂社区居民们自发组织起来，宣传鼓励大家齐心抗击“非典”。
▲2005年春节前，东直门街道新中街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与东城区民政局干部一道，慰问管区内的贫困家庭。
▲2005年2月，北官厅社区组织成立了爱犬俱乐部，第一批22名会员进行了登记注册。
2007年我退休后，手中的相机仍旧瞄准她们，见证着一批批年轻人接班、一代代办公设备更新、一件件新生事物的接踵面来。
万事万物都在悄然变化看，我是越来越老，可当初习惯叫“居委会”的社区，却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有活力，伴随着时代在前行发展。
▲2019年12月28日，东四二条社区居委会成员与志愿者共同在胡同义务劳动。
▲2020年1月13日，安定门街道年轻、专业的男性工作者越来越多，分管辖区卫生监督工作的刘文杰已在钟楼湾社区居委会工作6年了。
▲2020年1月13日，随着通讯手段的现代化，东城区社区居委会都与管片的居民建立了手机微信群，方便相互间及时联系沟通。
▲2020年临近春节，住东城区草厂胡同这位中年男士抱着孩子来到社区居委会，希望主任帮助解决家庭纠纷。劝说家庭纠纷、化解邻里矛盾是居委会的重要工作内容。
▲2020年2月14日，新冠疫情危逼北京。安定门街道国旺社区工作人员每天坚守岗位，配合专业人员将外地返京在家隔离人员家的垃圾定时清理运走。
▲2021年3月25日，在鼓楼西侧悬挂起西城区房屋管理局的条幅。北京中轴线申遗进入冲刺阶段，附近的社区居委会全力配合行动。
▲2021年4月28日，东四街道二条社区专门配备了三轮车和社区工作者，每天接送行走不便的老人接种疫苗。
▲2021年6月5日，在北京前门广和楼，附近的社区居委会组织居民百姓，用齐声合唱迎接建党百年。
摄影师简介
吴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北京摄影家协会会员，新华社签约摄影师，中国摄影网签约摄影师。
《京城居委会》专题曾入选“徐肖冰杯”中国纪实摄影赛、入选第28届国展长期关注类单元。
